伍次友在历史上的原型（康熙王朝中的伍次友，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个叫“伍次友”的读书人，同康熙的关系亦师亦友，但因为他与苏麻喇姑的感情纠葛，最终只能选择离京而去，从此再未出现。当然，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伍次友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伍次友者，“无此友”也。然而，在历史上，其实还是有这样一个人，与“伍次友”最为接近，就是康熙的一代宠臣——高士奇。

一、知遇明珠、初识康熙

关于高士奇与明珠的相遇，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高士奇为了谋生，在街上摆了个摊子，给人写对联、扇面等，挣几个钱糊口。某日，大学士明珠发现管家用的扇子上诗文写得很漂亮，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何人所写？管家告诉他，这是街上的一个书生写的。明珠一向喜好汉家文化，对汉官文士、博学硕儒一向十分看重，于是就让管家将此人请到府中一见。孰料，两人见后一谈就是一晚上。明珠觉得高士奇才智过人，而且善解人意，书法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说来也巧，当时康熙正好缺一位书法老师，于是明珠便顺水推舟，将高士奇推荐给了康熙。

另一种说法是，高士奇在京困窘之时，一度在明珠管家的家中教馆为业，同时又卖文自给。他经常书写联句扇面遍赠权贵悍仆，以图敲开求见之门。一日，明珠要写一联句而一时找不到人，管家趁机推荐了高士奇。得此良机，高士奇表现不俗。他当场一挥而就，所书文采斐然。明珠见后大喜，遂将他留府自用。后来，通过明珠的举荐，高士奇得以进入南书房，成为康熙的近臣。

作为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确实够格。他不但学问渊博，而且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既能诗，又善书，精考证，能鉴赏。如光绪年间《平湖县志》中所说，高士奇“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如此可见，高士奇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如此全才之人，对少年康熙的学习自是帮助极大。每次康熙遇到生僻艰涩的问题，高士奇也总能对答如流。因此，康熙也不免为之感叹：“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二、灵活应变、日渐受宠

《啸亭杂录》中说，康熙每次巡狩出猎，都会让高士奇同侍卫护军等并马扈从，故后者自撰诗云：“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这说的就是扈从一事。此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也颇能证明高士奇的应变能力。据云：高士奇“性趫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惬圣怀。一日，上猎中马蹶，上不怿，江村闻之，乃故以潴泥污其衣，趋入侍侧。上怪问之，江村曰：‘臣适落马堕积潴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辈南人，故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意乃释然”。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康熙某次打猎，突然马失前蹄，差点儿给摔了下来，搞得康熙脸色阴沉，十分不快。高士奇得知后，就故意摔进一个水坑，弄得自己满身是泥，然后跑到康熙的身边。康熙见后问他何以如此。高士奇就假装说：“刚才骑马不小心，结果掉进了水坑，衣服还没来得及洗呢。”康熙看了他的狼狈样，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们南方人身体弱，不会骑马。你看朕刚才也被马蹶了好几次，但朕也没被摔下来。”正所谓，人类为何会笑？其中大部分原因就是幸灾乐祸。如此一来，康熙的心情也就一下子变好了。

认真地说，高士奇以上做法有些类似于小丑，但他的本事显然不仅于此。某次，康熙南巡至镇江金山寺时，君臣同游，登高望远，极目千里，心情十分愉悦。趁着皇上高兴，寺僧上前请求御赐匾额，康熙欣然同意，但毛笔蘸了很长时间的墨，思绪却一时卡壳，想不出合适的词句，场面很是尴尬。高士奇见状，便在手心上写了“江天一览”四个字，然后装着趋步上前磨墨的样子微露了一下。康熙见后，会心一笑，便照着他拟的四个字题了匾额。

高士奇类似的机智故事还不止一个。在游苏州时，康熙见狮子林景致奇妙，连连说“真有趣”。赐匾额时，康熙提笔沉思，高士奇在一旁说：“皇上既然说‘真有趣’，何不直书‘真趣’二字？”康熙一听正合心意，于是赐书“真趣”。游杭州灵隐寺时，康熙为寺僧题写赐额，在写“靈”字时不慎把“雨”的字头写大了，下面结构不好安排。正犯难间，高士奇佯装磨墨而示以“云林”二字，康熙微微一笑，遂题以“云林寺”三字。由此，灵隐寺就多了个名字叫“云林寺”。

由于长期侍奉内廷，康熙与高士奇虽为君臣，而无异于师友。入值南书房后，高士奇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出”。有时回家太晚，康熙即加派人将其护送回家。为此，康熙还特别定下一条规矩：“宫中禁门，待高某离去后，方可落锁。”高士奇的勤勉，自然也有回报。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公开褒扬高士奇说：“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纂缉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康熙二十年（1681），高士奇因天热中暑，康熙特发谕旨：“尔内直以来，勤慎尽诚，夙夜匪懈，近日闻尔偶得暑病，特赐以养之资，尔当安慰自怡，辅以医药。”

三、树大招风、解任回籍

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康熙身边的红人，高士奇自是奇货可居，难免也有招权纳贿之嫌疑。《檐曝杂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士奇发达以后，一些大臣对他趋之若鹜，都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高层信息。就连他之前的恩主明珠，也不得不加入其中。而高士奇每次下班后径直进门，对等在门外的大臣们看都不看，睬都不睬。至于明珠，高士奇还算给点面子，每次吃完饭后都是先让明珠进去，其他人则只见一两人，即命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明日再来！”听了这句话，众人才一哄而散。当然，被高士奇接见的人也不能空手而来。高士奇由此暴富，也就不在话下了。

当时，京城里即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澹）人（高士奇）”的说法。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也会被人嫉恨。有人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当初来京城时，还是自己挑着铺盖，如今查查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贿赂。”某日，康熙有意问了高士奇一次，高也十分坦诚地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与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康熙听后，也就一笑了之。

以高士奇的资历而得如此恩宠，难免引起很多人尤其是正途官员的嫉妒与非议。这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东巡抚张汧因赴京行贿被查，其中即牵涉高士奇。事后，康熙网开一面，谕令勿得滋蔓，高士奇这才逃过一劫。次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高士奇，其中指控高有“招摇、结党、纳贿、欺君”四项大罪，文中还不乏“贪赃坏法，国蠹民贼，欺君灭法”“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等激烈措辞。弹章既出，举座皆惊。由于四项大罪皆有可坐实之处，朝议之下，康熙也没有办法，只能让高士奇解任回籍。

四、再度启用、愈受恩宠

高士奇离开京师三年，康熙就将他称为“久别的故人”，如此感情的流露在其一生中是不多见的。实际上，这也是在为召回高士奇打前站，放风声。次年，康熙命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在翰林院官员中举荐数名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其中用意，即为高士奇复出大开方便之门。对此，王熙、张玉书等人焉能不知，于是高士奇也就顺顺当当地官复原职，照旧供奉内廷。

康熙三十五年（1696），高士奇随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次年，高士奇以赡养老母为由向康熙请求告老还乡，康熙封其为詹事府詹事，以荣其归。其间，康熙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这说的是当年师生教读情景，“左国”者，《左传》《国语》是也。

康熙三十八年（1699），高士奇受赐“忠孝节义”匾额。这四个大字，似为康熙对郭琇弹劾高士奇“四大罪”的某种回应。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康熙再赐高士奇“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对联。以上两例，也足以说明高士奇在康熙心目中品行无缺。

康熙四十一年（1702），高士奇被授为礼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未赴。次年康熙南巡，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南巡后，高士奇随驾入京，第三次入内廷供奉。某日，君臣同游畅春园，康熙还特为高士奇指点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

康熙四十二年（1703），高士奇因老母病逝南归，康熙似乎意识到这将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其动情地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后命阖宫首领内监将高士奇送至苑门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当年六月十五日，高士奇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完稿并作跋。半个月后，高士奇即告去世。消息传到京城后，康熙十分悲痛，其下旨曰：“高士奇简侍内廷，勤劳岁久。忽闻在籍病逝，朕心深为轸恻！下部议恤。”部议以“士奇未赴侍郎任，例予祭一次”。康熙说：“高士奇在内廷供奉有年，其品级不应予谥。朕轸念旧臣，士奇应予以谥，以示特恩。”事后，康熙“命加级全葬”，赐谥号“文恪”，并遣钦差前往浙江致祭。不仅如此，康熙还亲制悼词并御书悼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恩。”

最后，高士奇的“幸运”，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与他平时的作风、家风也有莫大的关系。高士奇事母至孝，居乡谦和，其家训如下：“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是故，高氏子孙在平湖传十二世而无一贪卑之徒、无一犯法之男，这恐怕与高士奇留下的祖训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