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被“黑”

商纣王，又称帝辛，是商朝末代君主，一直被视为暴君的代名词，被传统历史描绘为一个荒淫无度、暴虐凶残的君主。成为了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反面教材。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并非如此简单，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周朝的崛起所塑造的。

商到周的变化不是传统的或者常规的王朝的更替，更是一种文化上的迭代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化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梦见也。”

意思是说：殷周之间的大变革，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姓一家的兴亡和都城的转移；但从深处来说，则是旧制度的废弃和新制度的兴起，旧文化的废弃和新文化的兴起。又从表面上看，古代的圣人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并守住他的方法，好像和后代的帝王也没什么两样；而从深处来说则他的制度、文化和他订立制度的本意乃是出于为了使万代太平的宏大的计划，他的心术和规划，远非后代帝王所能够想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的结论：最初的关于纣王的“坏”的定义，是不是仅仅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或者是两种文化制度的碰撞。

历史上常说：成王败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在胜利者周人看来，这位商王帝辛的言行不符合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按照以前的交通便利程度和文化交往的难易程度，很大概率上，周这个发于非中原的地区（西岐）的国家，与商的文化制度上是否有差异，值得考究。

因为这种差异，于是周人给他起的名字“纣”。后世又根据帝王的道德标准，不断地给“纣”添油加醋，才有了我们现在印象中这个商纣王。暴君之首，和他待遇差不多的还有夏桀。

事实上，据《尚书》记载，列举了商纣王的几项罪状：听信妇人言、不使用贵戚旧臣、启用小人、迷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酗酒。

在这里，似乎还没有见到说纣王犯下了荒淫、残暴的罪行。但有趣的是，等到了《荀子》、《孟子》这里，纣王的形象就发生了改变。其中，在决定商、周朝代更替的牧野之战中，《尚书》本来说的是两方打了一天一夜，最终纣王落败。但在《荀子》这却变成了，纣王手下的士兵倒戈相向，周朝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战争。

据统计，殷纣共有七十条罪状，但考证下来多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了二十项，西汉增加了二十一项，东晋增加了十三项等等。

很显然这位商朝的末代帝王是被“黑”了，当然这些“黑”材料又并非凭空捏造，大多是对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罪状，后世的道德标准进行的进一步想象和演绎，根据周朝对华夏文化的影响，这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具体表现在儒家文化的崛起上；

但在《论语》中，子贡曾经公正地评价纣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段话的含义是，纣王的问题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端，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就可能都会归咎于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纣王是一个无缺点的人，而是强调了公众舆论的力量以及个体行为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纣王的残暴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后世文人的夸大和想象。在《史记》、《左传》等古籍中，纣王的形象被描绘得极其恶劣，但实际上这些记载可能存在夸大事实的成分。当时的史书作者多为儒家学者，他们对于纣王的抨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周朝的推崇和对商朝的贬低。

提到“黑”的最凶的，就不得不提到《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朝隆庆、万历朝；许仲琳在《封神演义》的文学作品中，将纣王描绘成一个沉迷于美色、荒废政事的昏君。然而，这些描述很可能是后人对纣王的恶搞和戏谑，甚至从文学表现手法来看，也过于夸张。好色好喝酒，残害忠良，炮烙、挖心、虿盆、酒池肉林，还对上天不恭，更是把纣王推向了华夏第一暴君，暴君之首，以至于后世人多以《封神演义》的故事作为历史依据批判纣王。

关于《尚书》中提到的几大罪状：

第一项：周武王指责商纣王听女人的话，“惟妇言是用”。就是文化冲突的第一大表现，实际上，在商朝，妇女应该是可以享有很高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妇好，他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记载了她曾在商之西境大败羌人，还打败过前来侵略的鬼方的事迹，并多次受命代商王征兵，屡任军将征战沙场。她前后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等二十多个小国，功勋卓著。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北方边境发生战争时，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打仗，尽管武丁犹豫不决，但在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带兵，结果大胜。她的丰功伟绩对于商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商文化是农业与游牧并重，从后世出土的资料来看，商人每次祭祀都要杀不少牛，这也反映出商人畜牧业的发达，而在畜牧业上，男女的分工差距实际上并不是大，再加上母系社会的末期，女人的地位也不会太差。周人则不同，周人常说是自己的祖先后稷改良了农业生产，周人以农耕为主，男女体力上的差距也就进一步显现出来，这大概就使得在周人的文化里，男人的地位逐渐升高，女人的地位则逐渐下降。

在商人的文化里，从妇好的情况推断，女人参政从结果上来看就没有那么异常；而在周人的文化里，则形成了反对女人干政的观念。所以，周武王指责商纣王听女人的话，与后世指责帝王沉湎女色是不尽相同的，说到底，更可能是文化认知上的差别。但因为有了周武王这一条指责的历史记录存在，在周人“女色祸国”论的影响下，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就“坐实”商纣王就是受到妲己的魅惑而亡国的；

《国语·晋语》说，“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到了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妲己就已经被“黑”得体无完肤了，炮烙之刑、酒池肉林、挖比干的心等等，其始作俑者都被认为是妲己，后来的《封神演义》估计也把这个内容作为素材了吧：

第二项，关于不重用贵族。几乎是批判皇帝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这条罪状其实在战国秦朝时期也存在，也是批判国君不重用嬴氏血脉，违背祖制，启用外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既得利益者对特权被分化提出的不满，后世各个朝代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一类情况，甚至多数是旧贵族为了夺取天下而对国君发起的挑战，比如《雍正王朝》里面的八王议政；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被当作朝代来看，是后世大一统帝国对远古历史的一种想象和构建，和秦汉以来的朝代是不一样的，在商朝的时候，还有其他多个政治实体并行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这样说道：商王是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也就说当时的诸侯和商王地位是一样的，只不过商王是实力最强的诸侯。比如商中期，商王盘庚要迁都，他也必须说服大家才行。《尚书·洪范》提出“稽疑从众”，可以看出，个人独断在那个阶段是行不通的，当然也不排除后期话语权的集中。

在那个阶段，占卜作为一个非常神秘的行为，被认为是权力的象征，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决策活动上，通过占卜来决定该决策是否进行是最基本的原则，因而巫师或者负责占卜的“贞人”地位通常是比较高的，而占卜机关的管理者往往由各个邦族的首领或者长老担任，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商末期鲜有关于占卜者信息的记录，这很可能是因为商王对占卜的权力进行了削弱，也就是共政的形式被摒弃，天下之事，由商王说了算，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神权和皇权的斗争，或者说中央集权的发展。

所谓的商纣王排斥贵戚旧臣，与后世帝王因忠言逆耳而滥杀无辜不尽相同，这实际上是加强王权的运动和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共政”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商周文化发展、认知上的差异。而后世不察，就在此条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残害忠良的商纣王形象，说他挖了比干的心，还发明了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挖比干的心实则纯属杜撰，炮烙之刑乃是夏桀的发明。

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帝辛是最后一届人皇，是黄帝（人黄）的后代，与神族同地位，而周朝的出现，让华夏的人自称为天子（天帝的儿子），每年都乞求上天让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表明人间的统治者们开始敬畏和依赖天帝的权利，此后人彻底无法同神进行类比；

周朝参与反叛的原因——政治斗争

除了以上对商纣王形象的探讨外，还需要探讨周朝参与反叛的原因。周朝参与反叛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商纣王失去了贵族阶层的支持，同时周武王姬昌看到了推翻商朝的机会。此外，周朝与商朝之间存在政治斗争矛盾，这也促使周朝选择了反叛。

周朝和商朝的纠纷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相传，周朝的始祖弃，是帝喾元妃姜嫄外出踩巨人脚印而有孕，而后诞生的。由于地处于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尚属于“诸夏”之地，周人常常自称为“夏”。从姬昌的爷爷古公亶父时，便率领周人迁移到陕西岐山一带。亶父非常善于德治，主张臣民要谦和相处，同时也十分睿智，没有立老大、老二作为继承人，而是让更加有能力的三儿子季历继承自己的位置。季历秉承古公遗道，发展农业、推行仁义，使周逐渐强盛，周边诸侯很多都归顺了他，商王也承认季历做西方霸主，成为西方诸侯的领袖。然而，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势力，以封赏为名，将季历诱骗到国都，名义上封其为“方伯”，实则软禁了一段时间后将其杀害。季历之死，成了周人灭商的基础仇恨。

武王偷家，周武王在攻打商时，采用“偷家”的战术，趁商主力远征东夷，守卫空虚之时，联合其他诸侯，趁机攻打朝歌，周武王在孟津会合诸侯，在牧野誓师，列举商纣王的罪状，鼓舞士气，最终决定发起进攻。商纣王仓促间只能组织起17万大军，但这些士兵很多都是奴隶和战俘，战斗力并不强。而周武王有300乘战车、3000虎贲和数万步兵，联军的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特别是其中的300乘战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战斗中，周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引诱商军前进。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