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遵古、和顺与进步的社会价值观
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中形成的主要社会价值观可概括为三种，即遵古、和顺与进步。“遵古”即坚守传统，指中国穆斯林习惯于遵循先辈走过的道路以及规定的内容；“和顺”即顺从权威，指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了一套由顺从真主而顺从现世权威的理论；“进步”则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穆斯林中出现的崭新价值观，主张中国穆斯林应适应时代的变化，求生存、图发展。本文从动态角度呈现这三种社会价值观，揭示它们的内涵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
一、三种社会价值观
（一）遵古、和顺与进步
根据唐代官方文献中的记载，最早到达中国的穆斯林是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外交使节。《旧唐书》与《册府元龟》记录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始遣使来朝。“大食”是中国古籍中对阿拉伯地区的称呼，这时的阿拉伯半岛正处在第三位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民间交往的时间可能更早。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都有穆斯林商人活动轨迹，他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最晚到公元九世纪中叶，广州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穆斯林社区，居民人数可能达到数万。《中国印度见闻录》大约成书于伊历237年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书中引述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见闻，记载了当时广州蕃坊的穆斯林生活。1
今天，对当代欧洲穆斯林而言，排在首位的问题是“如何融入”作为主流的欧洲社会，而对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穆斯林社会而言，持续最久的议题是“融入以后”应该怎么办？在“如何融入”与“融入以后”这两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显然更重要。虽然从先后顺序上讲，先有融入，然后才谈得上融入以后如何，但从难度与持久性而言，“融入以后”才是具有长期意义的问题。我们容易沉浸在大团圆的美好结尾中，而忘记了所谓的结尾往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结尾不是结局，更不是“终了”。
“融入以后”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结尾，意味着真正的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用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命，不断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并付诸实践，这个问题就是：当穆斯林以特有形式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纳之后，他们应如何既坚守信仰又与主流社会保持良好关系？在探索“融入以后”的历程中，中国穆斯林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社会价值观，最早出现的是“遵古”，紧随其后的是“和顺”，出现最晚的则是“进步”。
1.“遵古”价值观
所谓“遵古”即坚守传统，指中国穆斯林习惯于遵循先辈走过的道路以及规定的内容。
在汉语词汇中有两个近义词，一个是“尊古”，另一个是“遵古”。“尊古”重在表明态度，尊重古人；而“遵古”则强调行为，遵循古人的做法。本文采用“遵古”一词，意在说明在中国穆斯林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它不简单体现为崇古的态度，而是强调遵循和遵守世代相传的做法。在中国穆斯林看来，既然先辈既能坚守信仰又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就说明他们的做法行之有效，因此遵循传统就是最明智的做法。
从具体的内容看，“遵古”并非遵循某种所谓“正宗伊斯兰教”，因为即便伊斯兰国家也不存在如此纯粹之物。相反，在基本经典、信仰、功修大体一致的前提下，各种教派、学派此起彼伏，不断变化。所以，中国穆斯林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套经过历代先辈拣选、归纳而成的“中国伊斯兰传统”。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可知，穆斯林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超过一千三百余年，几乎与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等长。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中国伊斯兰传统”，这套传统包括：以“传统经学”为代表的解经办法，以“汉文译著、伊儒会通”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以“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为代表的教派格局，以“经堂教育”为代表的传承方式等。
从遵循的方式看，“遵古”价值观提倡坚守传统、慎待革新，塑造了中国穆斯林坚忍、内敛、保守的性格特征，并体现在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北京牛街礼拜寺、山东长官镇清真寺、河北沧州清真南大寺、河北孟村新县清真寺、河南沁阳北大寺等多座清真寺皆悬挂“率由旧章”匾额或树立碑额，以显示遵循传统、反对标新立异。又如，乾隆十年（1745），马廷辅在《〈清真释疑〉序》中总结到，中国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世世率由，无敢擅易”“其道之大者，五伦五事之必遵，与儒教无异，但饮食衣服之制，冠婚丧祭之典，大概从朴素之风，取清真之义，世世率由，无敢擅易。”
图片图一北京牛街礼拜寺“率由旧章”匾额
河北孟村新县清真寺“率由旧章”匾额
与“遵古”相对的是“维新”“革新”。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曾经不断分化出新的流派，这些新派别往往被叫作“新教”“新派”“新行”，而自称为“侯都斯”“圣行派”“遵经派”。例如，明末清初著名经师舍蕴善根据伊斯兰教经典提出了“遵经改俗”的十八条内容，开中国伊斯兰教改革之先河，被称为“遵经派的先驱”。同时，舍蕴善被反对者冠以新行甚至异端的称号，史载他“因主张遵经革俗，不容于众，群斥为新行——新行易言之即异端也”。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不乏各种“维新”“革新”运动，但皆自称“遵经革俗”，以“托古改制”的方式问世，回避“维新”“革新”等名号，可见“遵古”价值观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伊斯兰教思想传入中国，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引发了新思潮。有人问，既然新思潮会不断出现，这是否意味着“遵古”价值观已经过时，无助于中国穆斯林适应新的时代？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遵古”价值观与“进步”价值观的内在张力，下面将谈到。
图三北京地区清真寺碑刻“率由旧章”碑额
2.“和顺”价值观
所谓“和顺”即顺从权威，指中国穆斯林发展出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主张由顺从真主而顺从现世权威。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和顺”连用最早出自《易经·说卦》：“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尽管在汉文译著中少见“和顺”连用，但中国穆斯林先贤却极为重视“顺”。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忠》中有一段话，将“顺主”“顺君”“顺亲”列为人生“三大正事”。他所言之“顺”，以主与人、父与子、君与臣等三种关系的和谐为目标。可见，中国穆斯林推崇的“顺”，天然包括和谐的含义，乃“和之顺”，亦可谓“顺之和”：
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然而事有重轻，义有差等，君亲岂得与之同等。兹至大之伦，至极之忠，不可不知也。2
第二，顺从的目的不是盲从，而是为了和谐。因此，和顺乃从仁义，而非从不义。三国时期的虞翻将“和顺”解释为坤，将“道德”解释为乾，“和顺谓坤，道德谓乾”，并说“以乾通坤，谓之理义”。3也就是说，道德充盈，则和顺自来。《周易》认为，立天之道为阴与阳，立地之道为刚与柔，立人之道为仁与义。人道的基石是仁义，要想达到和与顺的状态，就要践行仁义。那么，仁义指什么呢？《易纬·乾凿度》说“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者爱人，义者“利之和也”。伊斯兰教主张“扬善戒恶”“疼顾世人”，对仁爱与正义的追求，决定了中国穆斯林顺从权威，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坚守信仰、践行仁义，目的是达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例如，明清以来兴起的汉文译著，主要宗旨之一就是为了让教外人士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俗，消除误解，和谐共处。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穆斯林群体在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少数群体而存在。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适应主流社会而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是中国穆斯林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和顺”成为中国穆斯林摆在首位的价值观之一。“和顺”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指穆斯林与真主的和顺，也就是中国穆斯林如何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坚守宗教信仰、履行宗教功修；其次，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和谐，也就是中国的穆斯林如何实现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共处；最后，指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内部的和睦，也就是中国穆斯林如何保持团结，克服各种派别、观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在这三组关系中，最能突显现实意义的是第二组关系，也就是中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关系。“遵古”与“和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来自中国穆斯林长期的本土化经验，区别在于“遵古”价值观强调穆斯林内部的规范性与延续性，“和顺”价值观重视处理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面对列强纷争、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国穆斯林社会又发展出新的价值观“进步”，不仅对百年来的中国穆斯林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也对“遵古”与“和顺”的传统价值观带来冲击。
3.“进步”价值观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自强与进步诉求，其中不乏穆斯林的身影。中国穆斯林追求进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与其他国民一道，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物竞天择、充满竞争的列强世界中生存下来。二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使自身跟上时代，摆脱清代晚期以来“积贫”与“积愚”的困境，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可见，“进步”虽是近百年来才出现的一个崭新价值观，却足以在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中间引发共鸣，产生共识。
在此，以“留东清真教育会”及其创办的《醒回篇》为例，说明当时“进步”价值观在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的兴起。“留东清真教育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当时留学日本的36位中国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创办。次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了中国穆斯林第一份现代刊物《醒回篇》。《醒回篇》只出版过一期，收录文章20篇，集中反映了清末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他们认识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中国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求生存图发展，就必须改良宗教、普及教育。
赵钟奇在《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一文中说：
呜呼！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二十世纪之国民教育，岂非仅为一身一家计哉！凡国家之存亡，种族之强弱，宗教之兴衰各问题，亦当视国民教育程度之高下而判之矣。4
20世纪之初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追求进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鼓吹“宗教改良”。黄镇磐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称为“世界第一之宗教改良家也”5，马宗燧在《宗教进化论》一文中提出“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6，保廷良在《宗教改良论》对什么是宗教改良、如何在中国伊斯兰教中进行宗教改良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认为“质而言之，去伪存真，救宗教之弊也；明义显公，释宗教之疑也；重业尚质，固宗教之本也；推陈即新，大宗教之用也；因时权变，广宗教之学也。”7第二，提倡普及教育，黄镇磐在《宗教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说:“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
比较“和顺”与“进步”的价值观，不难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以协调中国穆斯林社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为重点。此外，进一步分析“进步”价值观与“和顺”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理解“进步”价值观的独特之处。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异以及“进步”价值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和顺”价值观历史更久远，自明清时期延续至今；“进步”价值观出现不过百年，来自20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的思想与实践。
第二方面，“和顺”价值观扎根于稳定社会，“进步”价值观出现于变化社会。“和顺”产生于以“超稳定”为特征的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具体而言，明清时期虽发生过王朝更迭，但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却相对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伊斯兰教才有可能出现时间跨越明清两代的汉文译著运动。汉文译著的主要方向是与作为明清两代主流学说的宋明理学会通融合，此过程持续两百余年，并未因封建王朝更迭而中断。相比之下，“进步”价值观则产生于以变动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第三方面，“和顺”价值观出自中国社会的本土经验，而“进步”价值观却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具体而言，其一，“和顺”价值观局限在中国社会内部，旨在探求作为一个“亚系统”的中国穆斯林社会应如何适应主流社会；而“进步”价值观则致力于探索在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中，中国穆斯林应如何与时俱进、生存发展。其二，“进步”价值观诞生于20世纪之初进化论盛行的背景下，而社会进化论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与当时中国被迫进入“适者生存”的列强世界有关。其三，“进步”价值观具有明确的时间意识，但在空间上却相对模糊。“进步”的方向可以是多元的，既可以指与中国社会的同步进步，也可以指追赶世界的发展潮流。这里的“世界潮流”不仅包括西方世界的发展，也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潮流。了解了这一层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