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汤武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汤武革命是指商汤与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前朝的革命，分为商汤革命和武王伐纣，两个历史故事。

商汤革命

夏朝末年，商汤王经过11次战争，无敌于天下，使得夏王朝空前的孤立，又利用有娀氏的反叛，起兵打败夏桀王于鸣条之野，一举灭夏。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

商纣王时的牧野之战，武王伐纣成功。后人把夏商周之间的两场革命称为汤武革命。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7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汤誓是中国古代国王发布的军事法令之一。商代开国君主汤在征伐夏桀之时，军旅会战于鸣条之野，为戒士众而作。现载于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之中。主要内容为：汤王首先宣布夏桀罪状，以示出师有名。汤王称夏桀获罪于天，昏暗无德，天命殛之，非我小子敢行以臣伐君、举乱犯上之事。桀已尽失君道，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丧失人心。民众诅咒说：如桀为日，愿与日俱亡。夏桀罪恶多端、我畏上天，故而受命讨伐，以示天威，以正天道。接着申明赏罚：将士务要同心戮力，共助我一人，以行天罚。如有战功，我将重赏，决不食言；如若不从我誓言，我则并杀你们和你们的妻子儿女。此外，誓文也记载了拟欲迁社及伐三腰之事。

《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

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精短有力，简明扼要的阐述了战争的正义性必要性，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坚决拥护，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洛阳伊川县鸣皋镇）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腐败惯了的夏桀，关键时刻依然腐败，经不住雨淋，又急忙从山顶奔下来想进自己的王宫避雨。

将士们一看，都很生气，这叫什么话，我们在为他卖命，我们在流血牺牲，他却连一场雨都不愿淋，这叫什么国王，我们需要保卫这样的国王吗？

如此腐败的政权还需要我们保卫吗？看到这场景，夏军三军将士彻底的寒心了，如此猪狗不如的国王，保他何用，如此不堪的国家保他何用，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夏桀刚往后一退，将士们也紧跟着乘机纷纷逃散。商军乘机发起了进攻，在后边紧紧追赶，一时间夏军兵败如山倒，将士们纷纷向商军投诚，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夏桀知道大势已去，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在卧牛山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夏朝宣告灭亡。

经过对鸣条战役的认真研究，很多军事专家认为，夏末商初的鸣条之战，商采取了剪夏羽翼，迂回侧后，进而歼之的方略，具有战略指挥的性质。

战略指挥是军队指挥的组成部分，是指挥活动的最高层次。任务战略指挥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判断战略形势和特点，确定战略方针，以及军事行动的具体方针、原则，制定战略计划及战略性战役计划，确定各军种、兵种部队的作战编成、任务和部署，组织战役之间、战区之间的协同和保障，掌握和使用战略预备队，指挥重要战役等。目的是正确运用国家和军队力量，战胜敌方或使敌方屈服，实现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战略指挥正确与否，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战略指挥，是战略指挥员和战略指挥机关对所属军队战略性作战行动的组织领导活动，是军队指挥的最高层次。考察战争史可以看出，战争的真正奥妙大多存在于战略指挥之中；那些千古留名的军事统帅，无一不在战略指挥方面颇有作为；整个战争艺术最富有魅力的内容，也当属战略指挥艺术。战略指挥起源于战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实践的发展，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和发展。古代战争，规模较小，作战空间有限，作战方法简单，作战指挥尚无明显的战略和战术之分。

战略指挥要分析判断战争与战略形势。采取各种手段加强战略情报工作，全面了解双方同战争有关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地理、气候等情况，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外交动向等；科学全面地分析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判明战争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如总的战略形势，现实的和潜在的主要作战对象，可能爆发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敌方发动战争的企图，主要战略方向，可能投入的力量，基本行动方法和使用各种武器的可能性，双方力量对比，各自的同盟国和可能得到的援助，双方的民心士气及支持战争的能力，以及战争的大致进程和结局等。

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判断战争形势应不断地进行，以适时作出新的判断和修正原来的判断。作出战略决策。

对整个战争和战争中某一战略阶段或不同战区作战的基本问题，精心筹划，正确决策。如对打或不打，在什么时间和空间打，战略目标的确定，采取的方针、原则，使用的力量，主要方向，作战的主要形式，基本打法，行动的性质与要求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作为指导战争行动的纲领。制定战略计划。战略指挥员必须全局在胸，富有预见，周密制定战争的总计划、战略阶段的计划，乃至一个战区或一个战役的计划，明确有关作战方面的重要事项，使各种力量在统一计划下协调一致地行动。制定计划应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想，估计多种可能，制定多个方案，做好多手准备。在实施过程中，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改或补充原计划，以适应新的情况。组织战略机动，建立战略部署，创造有利战略态势。

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战场，或在战争过程中改变战略方向，进行攻与防、进与退、走与打、集中与分散，都要适时组织军队机动。要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方向，以必要兵力用于次要方向，建立并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构成全面而有重点的、大纵深的、立体的战略作战体系，保证在决定性的时机和方向能以压倒优势的军力，给敌方以歼灭性打击。指导和协调战役行动。

即按照全局计划，组织、协调各战场、各战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其他力量之间的行动，使其互相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规定新的作战任务，提出目标要求、行动方针、作战重心(主要方向)以及基本行动方法，适时调整各个战场、各种战役的行动，加强战场之间、战役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符合战略意图，及时大量地提供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器材，确保战略计划的实现，周密组织战略侦察，以顺利和不间断实施战略指挥，完成作战任务。

战略指挥除了遵循军队指挥的一般原则，还特别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使战略决策、措施符合变化着的客观情况。照顾好战争的各个方面，抓住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推动战争全局的发展。做到坚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有实现战略目的的坚强意志，又有高度的创造精神，善于审时度势，灵活使用兵力，恰当地运用和变换作战形式与作战方法。坚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指挥。既能使各种力量、各种斗争、各种作战形式协调一致，又善于集思广益，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鼓励下级指挥员积极机断行事，正确解决战略上的集权和战役战斗的分权问题。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面的优势和主动。

战场情况复杂，发展迅速，战略指挥的任务繁重。随着指挥手段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战略指挥员和指挥机关人员必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掌握现代条件下的指挥理论和手段，改进指挥方法，提高指挥艺术，以便高效能地完成战略指挥任务。

经过“汤武革命”商国终于彻底的攻灭了夏王国，推翻了夏王朝的残暴腐朽统治，建立了繁荣强盛的商王朝。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夏朝政权，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武王伐纣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领八百诸侯讨伐殷商，史称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商军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此后周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开启了八百年的大周王朝。那么伐纣之战是怎么进行的呢？

　　周武王伐纣前的动员大会上，照例进行了封建迷信的占卜活动。打仗讲究天时地利，天时好不好，就是这占卜的东西说了算，也就是乌龟壳和蓍草说了算。如果领导的意见、乌龟壳的意见、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以及庶民的意见，全都一致，那就是大吉。如果蓍草的意见、卿的意见、庶民的意见，与领导不一致，那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

　　周武王占卜显示，天时却很糟糕，乌龟壳和蓍草都说“大凶”。雄心勃勃的新兴王朝领袖们面面相觑，姜子牙老头儿当场耍赖，呸呸地吐唾沫：“不算数!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凶吉!不算数!命令集结在城外待命的部队拔营出征，进攻中央go-vern-ment。”

　　公元前1046年隆冬，西北高原风和日丽的万里长空下，一个新兴王朝久经积蓄之后，崛起在苍茫地平线上，浩浩荡荡的队伍，在一个忍者的儿子和一位世故老人率领下，预备渡过黄河，把他们的龙旗插到几千里以东那个腐朽的旧王朝坟墓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还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俩大贤人，急急慌慌从养老院追出来，抱住周武王的车辕，说了一大段“子不可以背父，臣不可以叛君”、“不可以暴易暴”等等令人费解的人间第一大道理。

　　左手持黄铜大斧子，右手攥着白牦牛尾巴的周武王，给说哑巴了。回头看左右，左右拔出青铜宝剑，往这两个罗嗦老头儿脖子上比划。姜子牙抬手说：“都是义士啊，放他俩走了吧。”大军带起滚滚遮日的黄土，从两个发愣的老头子面前碾过去了(这个联想却是错误的，当时的黄土高原一片苍翠，森林密布，并没有黄沙)。

　　伯夷、叔齐老哥俩当然懂得，大周兵旗上的图案，是龙，因为大周崇尚文采，殷商则是虎，因为他们崇尚威武，而再古远的夏代，旗子上是日月，因为他们崇尚光明。龙旗和虎旗的一场恶斗就要来了，俩老头该站在那一方呢?当然，不食周粟的两个倔老头以饿死首阳山的实际行动，向历史交上了他们的答卷。

　　周武王的军队逼近了商王朝都城，据说另外还有八百同盟国辅助出兵，担任配合作战。姜子牙命令说：“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说，“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贲，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是美女“妲己”吗?)，蔑视祖先兄长，用奇技淫巧取悦妇人，真是个独夫!

　　“纣王作威作福，恶贯满盈(成语出处)，荒废政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上帝都不照顾他。我父亲西伯好比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顺应天意。虽然纣王有亿兆之人，但是离心离德，我有能臣十人，而同心同德，诸侯拥戴。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率领熊虎之师，吊民伐罪，永清四海。”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光成语就出了一大堆，什么“离心离德、同心同德、恶贯满盈、牝鸡司晨”，还有“独夫”“革命”，以及“自绝于人民”。

　　武王伐纣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明 冯梦龙 《智囊·知微卷五》

　　话说周武王率军灭掉商朝，也就是殷朝，为了安抚当地民众，他特意接见了一些贤达和长者，听取不同的意见，以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事实上，灭了商朝，占了商的地盘后，周武王心里还多少有点发虚。

　　关于商纣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暴君，天怒人怨，然而，为什么史上不少人还指责周武王的义举呢?只能说，历史是很复杂的。纣王固然残暴，但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子贡就对此产生过怀疑。

　　况且，周的军队进入殷商的地盘，等于是一个国邦侵入另一个国邦，因此伯夷、叔齐扯住姜子牙的马，以君臣之义相告。并不是这两位老人迂腐，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赞同周朝军事占领商朝。而且，商朝的人还有一点不服气：周朝之所以顺利灭商，是因为商朝的主力作战部队在远征东夷，来不及回防国都所致。

　　周朝灭亡商朝，不像一些书籍上写的那样名正言顺，周武王心里头虚，于是就拜访当地的长者，请教商朝灭亡的原因。一位普通的民间长者说：“大王，您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咱们约明天中午吧。”武王信了他。

　　结果呢，这位普通的老人居然敢放周武王的鸽子，第二天中午，根本不见人影。周武王很纳闷：这老人居然敢失我堂堂周王的约?正当老人的安全成问题的时候，那位贤能大度的周公开始解释了：“俺明白了，这位长者实在是不忍心背弃自己的老主公纣王，当然没法说纣王的坏话。而且，他老人家故意失约不来，其实是在暗示大王您，言而不信正是纣王亡国的原因，您不可学他。”

　　那位老人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得而知，但周公的解读意味深长，他在提醒自己的哥哥周武王：商朝的人心根本还没有归向周朝这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要对商朝人守信，不能以战胜者的姿态对待他们。

　　知人心，善劝谏，周公被称为圣人，诚非偶然!

武王伐纣具体时间：根据天象推算为公元前1044年

　　关于武王克商这个历史事件，史料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信息，除了“甲子”日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条，这就是“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

　　“五纬聚房”是个比较费解的词。其字面意义就是“五星出东方”。提到五星出东方，就不能不讲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国宝级丝织品。

　　这一件汉魏时期的彩锦护膊。它是射手拉弓的时候系在小臂上的。彩锦护膊一出土，就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原因是彩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在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的时代，中国的国旗又是五星红旗，这件精美绝伦的彩锦护膊，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

　　当然，如果要认真说护膊上“五星出东方”文字的本意，它其实是古代星占学上很常见的占辞。这里的“五星”，就是今天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而所谓“中国”，是星占学分野概念里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

　　“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时期内，在日出前同时出现在东方。这种天象非常罕见，所以也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与重视，把这些天象附会上某种“天意”。比如《文献通考》上就说：“周将伐殷，五星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则说“五纬聚房”，等等。这些古代文献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武王克商的时候，天空中能够看见“五星出东方”这种特殊的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星出东方”的具体时间，就能帮助我们减小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

　　武王克商之战，另外一个重要的天象记录是《国语》中的“岁在鹑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星占学概念，往简单里讲，就是说今天的木星位于南方天空中一个被标明为“鹑火”的区域内。木星作为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星星，代表着作战的“神谕”。鹑火，按照星占学是周国的区域，木星在周国的区域里，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说，作战一定是周国获胜。

　　早在汉代，刘歆就以《三统历》为基础，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骃以《古本竹书纪年》为基础，推算结果是公元前1027年。近年根据倪德卫(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卫(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论争范围被显著缩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间。之所以时间范围能够如此有效率的缩小，就是利用了现代天文学技术回推“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的发生时间;而武王克商之战的具体时间，就存在于这两个天象回推得到的数据的重叠部分。

　　“五纬聚房”和“岁在鹑火”在基本概念上有很多模糊性与复杂性，这种模糊复杂性使得人们对于青铜器“利簋”铭文的解读产生了新的想法。美国汉学界三位顶尖专家的工作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见得就真正解开了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之谜。

武王伐纣的内幕：七十万奴隶倒戈只因是战术得当

牧野之战，《史记》中记载，商纣王的军队七十万人临阵反戈，非常富于戏剧性。但是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解说。

商纣王，在殷墟甲骨文中被称为“帝辛”。关于商纣王的无道，比如酒池肉林，比干剜心之类的演义，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似乎并不是一个无能的君主。郭沫若早就指出，从甲骨文金文来看，纣王在克商之战的前20年，几乎不断地和东夷南夷（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叛乱作战。长期的战争让商国国力亏空，给了位于陕西的周国这个蕞尔小邦以可乘之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牧野之战中，两国的用兵策略非常的不一样。商纣王知道武王攻来的消息，集中了全部的兵力驻守国都。他象往常一样，把散兵游勇老弱病残放在军阵的最前方。他计划利用人海战术先消耗掉周国的一部分战斗力，然后再用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和周人决一死战。

周国最重要的军师，就是吕尚，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姜子牙）。姜太公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太公兵法》，据说汉代曾传到张良的手上。这部兵法在后来亡佚，否则我们必然能从中看见牧野之战的细节。不过即使是靠后世零星的文字记载，加上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布局的印证，我们仍然能多少恢复一点姜太公用兵的细节。

姜太公一定刻意琢磨过商纣王用兵的习惯。周人的军阵形状，就像是一把长剑，最精锐的部队，最强的战斗力被放在剑的尖端。姜太公用长剑最强的锋去冲击纣王军阵前部的散兵游勇。那是一场激烈已极的大战，阵亡士兵的血流遍了整个牧野，在严寒的天气里都没有结冰。在周人决死的冲击之下，纣王的战略部署显出了他的失误。商国军阵前部士兵是最弱的，他们在武王军队的锋锐进攻之下溃败，引发了战局的倾覆。逃散的商国军队就像是决堤的滔天洪水，直向商国军阵后部烟尘滚滚地回卷。万千的逃兵反戈而乱，烽火燎原，瞬间就成了大势已去。

再往后的故事，《史记》里记载得很清楚，商纣王战败，退到商邑内的鹿台，用玉璧环绕住自己的身体，点火自焚而死。周武王用箭射纣王，用“轻吕”剑击刺，用青铜钺斩下纣王的首级，如此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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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王姬昌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丰京继位，称为武王，并将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

　　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召公奭(shì)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

　　数年后，武王率军东进.但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

　　武王的军队东进渡过黄河来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果然许多商朝属国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汇合，表示支持.但武王考虑到纣王在商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纣王的叔父比干、兄弟箕子、微子等一批商朝的贵族大臣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觉得灭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在孟津进行了一次观兵演习，与诸侯们联络了一下感情，便带兵回到了丰京.

　　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天早晨，纣王在鹿台上与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蹚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就命武士立刻去将两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鹿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她的肚子.

　　大臣箕子见纣王实在闹得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箕子剃了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箕子说情，纣王竟命武士将他剖胸剜心，说是要看看他这个装假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商朝的灭亡，就带着家眷逃离了朝歌，隐居起来了.

　　周武王得知商朝王室的情况，知道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商朝的气数已尽，于是便正式出动了复仇大军.武王的军队有兵车三百乘、精兵五万人，由周武王和军师姜尚统帅，一路向东进发.

　　周军正在前进，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迂老头，便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将他们拉开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

　　周军于当年年底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地抵达孟津.四方诸侯闻讯，也都纷纷带了军队赶到孟津与周军会师.

　　第二年初，周军的五万精兵与号称八百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周武王在牧野与各路诸侯誓师.誓师大会上，武王历数了纣王的暴政与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伐纣，同时规定了作战的纪律——不准抢劫骚扰百姓，不许杀害俘虏，勇敢杀敌者有奖，临阵逃脱或后退者处死.

　　誓师以后，伐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时纣王才着慌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的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七十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

　　两军在数量上虽然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十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七十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时还耍小聪明，他让奴隶和俘虏们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 杀向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返身逃进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潮水般冲了进来.

　　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鹿台上，点火自焚而死.商朝就此灭亡.

　　周武王灭纣以后，在离丰京二十五里外的沣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都，定名为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宣布自己为天子，并尊他的祖宗古公父为太王，祖父季历为王季，父亲西伯昌为文王.从此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 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

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据现有资料来看，当时之所以众人反对帝辛，也许不一定是他总是炮烙大臣，酒池肉林，当然妲己也许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可连年的对外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加之气候引发的灾荒，使得百姓的日子困苦不堪倒是极有可能的。

更有可能是在对东夷作战期间，由于商纣王对征服地区的管理过于严苛，或者出现杀伐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管理的地方部落首脑而引起当地部族的反抗，否则当地人不可能由于姜子牙等人的策反而群起反抗殷商政权。